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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8-12-15 15:26 来源:岳塘新闻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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傅国涌
 
傅国涌
 
傅国涌,1967年生于浙江乐清,现居杭州。曾做过乡村中学教师,1999年开始写作,在《书屋》、《随笔》、《东方》、《老照片》、《炎黄春秋》、《南方周末》、《文汇读书周报》等数十家报刊发表近200万字,主要关注中国近代史,特别是百年言论史和知识分子问题等。已出版的主要著作有《金庸传》、《百年寻梦》、《叶公超传》、《追寻失去的传统》、《1949年:知识分子的私人记录》、《发现廿八都》等。


“有人味的文明社会”
中国知识分子路径选择的百年曲线
重建批评之道
言论史上的“梁启超时代”
1933年的宪法讨论
维新公子 先帝旧臣——陈三立从晚清到民国的心路历程
武侠情结与皇权情结——解读金庸的文化密码
“民主”——后乌托邦时代的名词游戏
1906年——慈禧垂帘时代的宪政萌芽
中国知识分子的新年梦想
李慎之晚年的悲凉——与许良英43封通信的解读
“文人论政”:一个中断的传统
三民主义与孙中山的遗憾

金庸走了,以一人敌一国的江湖还在吗?
什么样的教育才能成为立国之本?
什么样的教育才是立国之本?
唐德刚走了,历史仍在“三峡”中
一百年了……
高校公共政治课改革为政治体制改革探路实践
政府设立事业单位进行商业拆迁是否合法?
“金字塔”下的阴影
亲历拆迁
我期待和平转型
在全民弱智化中浮沉
蒋介石逐一了解民盟发起人
“五四”之殇
重返“五四”,厘清误区
重申基础教育的独立性
潘光旦烟斗上的铭文
中国流行“成功”迷幻药
2008年度【私人版】民间致敬榜
文明有主义之分吗?
魂兮归来,司徒雷登
后奥运时代:从“鸟巢”外开始
中国不和谐的最根本原因在哪里?
我们需要这样的“对话守则”
还给学生仰望星空的闲暇
中国人为什么不关心政治
审判农谢与结束噩梦
红色高棉 天堂如何变成噩梦
缅甸僧侣的游行抗议还在持续中
缺乏公共生活指标的“最具幸福感城市”评选
重要的不是金庸能否进语文教材
从建立民间价值评判体系开始
大学不能没有核心价值
蒋经国抓住了历史的主动权——为台湾
《读书》还能走多远?
“非遗热”可能变成“毁灭潮”
中国沦陷在黑砖窑中
在黑砖窑面前没有办法不悲观
自我解放 告别“衰世”
“去蒋化”后面的历史恩怨
“考上大学”为什么被当成终点?
“衰世”的变化就在我们身边
“作家协会”不可能有独立意志
顺口溜中的中国
“预备立宪”百年祭
李敖的真面目
资耀华:一个金融学家的悲剧
“创建文明城市”能靠背诵吗?
“让灵魂自由地站起来”: 卢雪松老师的选择
“有知识、没文化”现象之忧
造神的时代没有结束
比206个县无律师更重要的
金钱能买来道德吗
八宝山的等级
不会鼓错掌的清华人
什么是中华民族的人格?
一个公章分三瓣和孙大午的“三权分立”
回到胡适:连战的北大演讲
中国企业家热衷神化自己的背后
两个中国人中就有一个迷信
这个时代还能出现蔡元培吗?
也说信访制度改革
道德承担匮乏的中国出版界
我对自由主义的一点认识

民间教育自救往哪里去?
活在真实中——敬悼沙叶新先生
中国知识分子的新年梦想
自由的诗人普希金——普希金像前的分享
雨和一个帝国的命运
一草一木皆教育
郭嵩焘在牛津的赞叹
民国小学课本中传递的价值
历史是一个民族的心灵
1911,大清朝完蛋的前夜
1890一代知识分子的不同选择
那些伟大的小学老师
真正值得追念的还是人的价值
珍视低调理想主义遗产
抗战前夜的宪政大讨论
“收集照片便是收集世界”——为《老照片》一百期而写
首届中研院院士为何缺了钱穆?
三十四年前的北大竞选——从张曼菱《北大回忆》说起
林昭和她的时代
民国宪法中的教育经费比例
蒋经国处理“美丽岛事件”的决策过程
永远不要期望平步青云:读吴经熊与霍姆斯通信选
一代名将孙立人的毕业纪念册
为人权被处决的张九能
共和要多久——袁世凯的疑问
延安窑洞中的特权——读萧军《延安日记1940—1945》之一
一代报人成舍我
一代“棉纱大王”穆藕初
1949年:“时间开始了”
邓小平的“反右”情结
“语言是无权者的权力”——为胡平先生60岁生日而写
落花流水春去也——读《民国会社党派大辞典》杂记
何谓宪政?
胡政之与张学良
“谢谢火炬给你光明”——回望许良英先生的心路历程
金庸,一代报人与政治的进退
到底谁指使刺杀吴禄贞?
1933年的中国
免受恐惧的自由
未名湖畔的痛哭——读林昭2018-12-15给妹妹的信
读林昭十四万言书
教育,永远面朝未来——《回望民国教育系列》总序
为民权保障而死的杨杏佛
蒋梦麟困境中执掌北大
没写完的民主思想——初忆许良英先生
一个合理社会离我们还有多远?
北望云天黯无语——悼念王来棣先生
八十年前的“新年献词”
“剥夺剥夺者”何以可能
柳亚子的1949
延安一代的暮年反思
老大学的“学本位”传统
中国律师制度百年之际话律师先驱
“赶快收拾人心”——读《殷海光文集》
他们远比大人物重要——最早洞悉文革真相的人
一个只有"聪明人"的世界是没有希望的
这一天迟早总要来——读一点托尔斯泰
回归“德先生”——纪念陈独秀去世70周年
辛亥前夜的民谣与彗星
辛亥大变局时的清廷财政
辛亥前夜:另一个流产的“共进会”
蒋介石无力回天
夏瑞芳:商务印书馆的创始人
哈维尔把良心和道德带进了政治
读一点汪荣祖
到底是“谁”不愿意妥协?
商场如战场
蔡元培为何不能归骨北大?
辛亥百年:民主尚未完成,公民仍须努力
鲁迅与顾颉刚到底有什么过节?
一百年前,大清朝如何脱轨?
对话与共识:谈判桌上出生的民国
杨子烈在张国焘离开延安之后
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
性与晚清宫廷
《广场》:五十四年前的 “社会主义民主”梦
林昭生前喜欢的《各国民权运动史》
爱好天文的摄政王载沣
陈独秀与胡适的后援力量
端方“存牍”中的晚清危机
“少年中国学会”会员们的不同选择
《政法往事》关于《政法界右派分子谬论集》
永安第一代:“顾客永远是对的!”
真实是历史的生命
朱正先生送我的书
退位诏书下达之后
公民练习:寻求普通人的意义
1921年的中国
中国更需要哪种知识分子?
1945年的延安见闻:一个“陋”字
水师提督萨镇冰出走与清朝落幕
相同的起点,殊途而同归
百年转型中的公民教育
唐绍仪:未完成的“二十二条”
丁文江:“假如我是蒋介石”
“杀盛宣怀以谢天下”
辛亥革命中的演员
民国养育出来的许君远
书可以穿越一个个王朝
揭开卢作孚自杀之谜
邵飘萍:幸还是不幸?
陈寅恪:追求知识的自由
这个时代的合法与非法
潘光旦:自由先于主义
赴死,只为寻求更公正的社会——黄花岗英烈百年祭
叶公超与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
站在强权对面的郁达夫
站在强权对面的郁达夫
任鸿隽批判党化教育
胡适何曾被国民党逮捕过?
南京《新民报》被封杀之后
沈从文要与胡适“断绝一切联系”
重说蚍蜉撼树
“向往自由、平等,是人类的普遍人性”
三派同源,殊途同归——我看辛亥革命
大陆没有蒋经国
北大右派沈元四十年祭
2010年向他们致敬,我的私人排行榜
陈布雷之死
殷海光:因思想而受难的人
“阳谋”是怎样炼成的?
折断的翅膀
崔卫平:永远的“水木年华”
“山那边的一盏灯”
万金散尽不再来
南京临时总统府的秘书们
林希翎归乡记
一份《死亡右派分子情况调查表》的发现
肩起林希翎背负的十字架
我们什么时候忘记鲁迅?
思想不败——近代中国两代思想先躯的传承
大时代的同学不同路
外重内轻的末世景象
另一个周作人
权力主导的“新生活运动”
一代银行家陈光甫的金融之道
赤都娱乐中的个人生活
大历史中的小细节
“终信文章胜甲兵”
迟来的歉意
曼德拉的画
寻求一个说真话的空间
孙中山“革命不忘读书”
对不起,我这里有个小动物
蒋介石的一语成谶
1949年:去留之间的实业家、银行家们
中国土地上的日俄战争
光荣与屈辱
鲁迅为什么不喜欢杭州?
从“跑堂”到总统
蒋介石日记中对抗日战争的预测
深水静流——追忆民国生活
一生事业在名山
公民语言
追寻律师的传统
华盛顿拒绝王袍加身
梁实秋论国共两党
胡适眼中的毛泽东
回忆与李慎之的点滴交往
十年所见富人,后代全已衰落
1949,中国知识分子的抉择
林昭正悄悄回到我们的生活中
“覆巢几见能完卵”——戊戌变法获罪人张荫桓
20世纪中国两次和平转型的机会
“中间势力”代表张东荪斡旋和平
遥想季鸾当年
北大三十一周年时的民意测验
“预备立宪”是如何流产的?
政府等于国家吗?——章士钊就“陈独秀案”与程沧波的笔战
重温“易卜生主义”
知识分子与人力车夫
告别“屈原人格”
“归骨于田横之岛”——傅斯年与台湾大学
1992到1996:《东方》纪事
祭512地震中丧生的亡灵
汤寿潜与晚清立宪运动
五四时代是什么样的时代?
中国企业家的本土传统在哪里?
吴刚与西西弗斯
傅斯年:一个“五四”之子的道路
风萧萧兮易水寒——黄花岗90周年祭
三十年最深刻的变化在民间
“羊性”、“狼性”与心中的“鬼子”——我看《鬼子来了》
杨度感叹蒋介石不称帝
公民代替侠士:梁羽生走了
“民国以来第一清官”
回望逝去的“报人时代”
“风吹枷锁满城香”——近代以来因言获罪的几个例子
戊戌年的伤痛并未成为过去
今天我们走什么样的路?——成都环保风暴中的谭作人
蒋介石日记中的历史
退还“红包”的艺术
贺麟:学术的独立自由和尊严
张季鸾如何驳斥希特勒?
抗战前夕的渐进民主论
向死而生——纪念林昭殉难40周年
《大公报》评价鲁迅起风波
阳谋还是阴谋?
谋事在人,成事在天——回望戊戌变法110年
苏曼殊的“讨袁宣言”
“梁财神”亲历孙中山、袁世凯会谈
段祺瑞庐山谈国事
丁文江:“假如我是蒋介石”
“这与你无涉”
历史只剩下了等待吗?
改良和革命殊途而同归
“新社会”之梦——郑振铎:从《新社会》到《民主》
1912年荣德生的三个提案
“历史在自由的一边”——重温殷海光的预言
“五四”的激烈背后藏着什么?
1944年:一个新闻记者眼中的延安
洁白花瓣洒在墓地上
林昭四十年祭
政府是否等于国家——重温“陈独秀案”及章士钊与程沧波的笔战
悼柏杨 “只为苍生说人话”
大学校长的底线
真正的“五四”究竟是什么
宋教仁在民初的政治舞台上
陶行知的教育救国梦
“悲凉之雾,遍被华林”——从李慎之与许良英的43封通信解读李慎之晚年思想
林昭——中华圣女,您让所有苟活者失去了生命的重量
胡政之,一个报人记录的一个时代
我心中的人间胡适
傲骨铮铮徐悲鸿
“但我不能放弃我的言论的冲动”
遥望西南联大传统
“你真是书呆子”
储安平《观察》研究背后的梦
邓拓之死
朱光潜的“自我检讨”
蔡元培为何七辞北大校长职务
“报有报格”:史量才之死
因思想而受难的殷海光
陈寅恪硬朗的人格底气
南通访张謇遗迹
“惊人事业随流水”:甘当配角的黄兴
尊严是我们的生命之盐
邵飘萍:幸还是不幸?
燕京大学:一个“实现了的梦想”——与我“比邻而居”的司徒雷登
范长江的悲剧
追寻律师的本土传统
华君武的道歉
鲁迅先生的讲演
宋教仁登南高峰
那盏灯熄了
胡耀邦:“活在人心便永生”
蔡锷:“为国民争人格”
秋瑾被杀害之后
夏承焘:“花事今年看斩新”
傅斯年的泪为何而洒?
黄炎培的幸与不幸
张元济力倡“中华民族的人格”
风流云散怀启功
“我们贡献这个大学于宇宙的精神”
傅斯年对抗日的判断
“根株浮沧海”:胡适的哀伤
竺可桢的选择
请尊重本民族的思想家——纪念顾准诞辰90周年
沈从文的“疯”
追求人性——重读王实味
刘志丹的悲壮人生
1947年:傅斯年和中国言论界
邓拓与毛泽东

《无语江山有人物》前言
伍廷芳的新机遇
追寻企业家的本土传统

以纯正母语与世界对话
跳出历史的“周期率”
民国教育的花开花落
互联网时代的阅读
穆藕初:一个企业家的公共关怀意识
辛亥百年变局
从私人记录重返历史现场
21世纪会是胡适的世纪吗?
公民教科书和公民教育
史量才与上海民间社会——“九一八”事变之后
谈出来的民国——回望99年前的辛亥革命
思想家是一个民族的推动力——中国近代转型的一条思想脉络
中国商业文明百年寻根
“五四”是个什么样的时代?
从“五四”出发寻找真与美
从绍兴出发寻找中国现代之路
从现代化解释系统看中国近代史

心事浩茫连语文
误读的代价——读林牧回忆录《烛烬梦犹虚》
重建辛亥叙事
我的私人排行榜:2010年的好书
遥望美丽的“五月花”号
站在精神史上的雕像——读赵诚《长河孤旅》
百年前的西部中国
为雷震造一个铜像
饥饿和死亡的私人记录
“最长的弯路也是最近的归途”
像马寅初那样说真话——马寅初《新人口论》发表50周年
珍视秋风扫落叶中的一脉温暖——读章诒和《伶人往事》
凝望夕阳的“邻家大妈”
文网恢恢说鲁迅——读散木《于无声处听惊雷——鲁迅与文网》
美国版的潜规则?——评克里思·马修斯《硬球》

袁世凯的无奈
跳出“周期率”——我对中国近代史的一点看法
“文章报国”:百年回首《大公报》
华盛顿与洪秀全
孙中山,近代政治文明的一束曙光
从史官到记者
1943年:史迪威日记中的蒋介石
大题小做国民党为什么失败?
中国的“四病”和“五鬼”
黄仁宇在场的历史记录
重要的是超越“平反”意识
评“太平天国”——兼评“农民起义”
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历史性遗憾
再读宋教仁
改写历史的2018-12-15之夜
废除科举制百年祭
鲁迅去世之后
七十年前的“梦想”——1933年:《东方杂志》“新年的梦想”
再说费巩之死
百年寻梦——重读章乃器、王芸生的梦
《语丝》与《现代评论》——以“三一八”事件发生后为例
七十年前的宪法讨论
蒋介石日记中的抗日战争
“毛泽东”登陆台湾:历史的总要还给历史
拒绝王袍加身
华盛顿告别政坛之后
魂兮归来,陈天华
陈独秀: 回归德先生
铁肩辣手:邵飘萍为什么被杀?
追求人性
王实味——一个时代的见证
“三·一八”枪响之后
愧对黄花岗的英魂

陈寅恪不是做学问的标准,是做人的标准
在过去寻找未来
消费主义时代:繁华中的危机
最大的公益:推动社会的自主变革
辛亥革命:理想情怀和现实道路
小悦悦惨死之后
民国课本小史
回望民国更多的不是怀旧而是寻找
从私人记录逼近历史真相
晚清民国老课本的新生命
“没有一家当代杂志还有民国遗风”
中国企业家从哪里来?到哪里去?
灰色的时代总要过去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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